作者：Aaron Cutler

译者：鸢尾花

校对：易二三

(相关资料图)

来源：Cineaste（2015年第4期）

王兵出生于1967年，他在中国西北部陕西省的一个农村地区长大。十几岁时，他接替了父亲在建筑设计公司的工作，同时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建筑师，但没有成功。

他之后在沈阳的鲁迅美术学院学习摄影——一个靠近铁西区（他最终拍摄了一部关于这里的纪录片）的大城市，之后，他前往北京电影学院学习电影。

王兵

他毕业时，廉价的数字电影制作技术已随处可见，在试图在电影和电视业尝试并未能获得稳定的工作后，他开始成为一名独立的纪录片制作人。

此后，他拍摄了多部入围国际电影节的作品；和许多中国独立电影人的影片一样，这些作品未能在他的祖国进行商业放映，此外，王兵还经常难以为他的项目筹得资金。

王兵记录的是那些打动他的人，他致力于让他们成为电影的主角。我在今年的鹿特丹国际电影节上采访了这位导演。

问：你是怎么成为一名电影人的？

王兵：我拍过《铁西区》等很多电影，但我从来没有真正把自己看成电影人。在生活中，你往往不知道你应该做什么。

对我来说，拍电影是避免浪费时间的一种方式。没有人需要我做任何事情，所以我需要为自己做点什么。我的第一部电影在13年前首映，当时我三十五岁，心中满怀理想。但实际上，生活中有很多我们想做而我们永远无法去做的事。

《铁西区第一部分：工厂》

我不认为我的电影与我的生活背景有太大的关系。我从来没有打算这样做。我在一家建筑设计工作室工作了大约十年，对建筑非常感兴趣，但我从来没能获得建筑设计对应的那种教育。

我申请了几个大学的建筑专业，但都没被录取，所以我不得不做其他事。最后，我觉得进入一所好的电影学校比进入一所建筑学校更容易。所以我成功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，先是学了摄影，然后再学了电影的相关知识。

毕业后，我很难找到工作。在中国，要在电影行业找到工作，你需要一些人脉，但我没有。我以为我会为自己拍一部纪录片，但我对纪录片制作一无所知——在大学里，我学的都是剧情片的拍摄方法，根本没有想过拍纪录片。那时，北京电影学院很少纪录片课程，所以我只是拍摄了我认为会很好的东西。我拍的都是自己想拍的内容。

最后我拍了《铁西区》，我在沈阳鲁迅美术学院附近的一个地区拍摄。那个地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雪。冬天，雪一直下个不停。电影里也有很多雪，在我的电影中，我关注季节和它的流逝。

这样做的原因是，我不希望观众只看到一个人生活的一小部分，还应该看到他/她的生活经历。我倾向于拍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的人。如果你长期展示某人的生活，那么你就会更好地理解他或她。

问：长时间拍摄对你的叙事有什么影响？

王兵：我认为电影中最有趣的部分不是创造故事——无论如何，我不是那种打算写故事的导演。

我更喜欢观察人。

如果你观察一个有趣的人一段时间，那么你就会意识到，在这个人的生活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。当我遇到一个人，他或她的故事真的很吸引我时，我就会决定要不要拍一部关于他或她的电影。当对方身上有一些非常美丽的部分吸引到我，他或她的生活真的触动了我的时候，那就是我想拍摄的时刻。

当然，在一个人的一生中，会发生许多大事，但我最感兴趣的是那些温柔的时刻。人们与家人和朋友的关系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。这些关系就是我想展示的。通常我只是拍摄，然后剪辑成片。我的电影一般都很简洁，讲的都是非常简单的故事。如果我事先写好一个情节结构，那么我就会被这个束缚住。相反，我宁愿让电影在我的控制之外发展。

《铁西区第一部分：工厂》

问：你是如何接近拍摄对象的？

王兵：我采取的方法很简单，真的。我来到一个地方，会接触某些人。如果我突然觉得那个人很有趣，我和我的剧组就会开始筹备拍摄。我希望剧组成员在时间和工作报酬不高的情况下和我一起工作，我不会特别去考虑他们的拍摄经验或者水平。

我能给他们的薪水太低了，很多时候我真的无法告诉他们如何以及在哪里拍摄，而且我经常自己拿着摄影机。我用的都是轻便的数字设备，因此电影拍摄的过程变得比过去容易得多。电影的叙事也很简单。

我在工作中发现，社会每个阶层的人基本都是一样的。他们都非常复杂。在拍摄期间，我会和他们保持距离，以免在情感上打扰他们的生活，或改变他们的任何情绪或习惯。同时，当我拍摄时，我也会情不自禁地靠近他们，因为他们身上有一些我真的很喜欢、吸引我的东西。所以总是有一种张力。一方面，我不想打扰他们；另一方面，我对他们的生活有深深的共鸣。

我可以谈谈《三姊妹》中的女孩，她们的妈妈在她们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她们。爸爸去了另一个城镇工作，留下她们自己生活。当我开始拍这部电影时，英英是最大的一个女孩，十岁，她必须照顾两个妹妹，珍珍和粉粉，分别是六岁和四岁。英英虽然还小，但她很成熟。

《三姊妹》

当我来到她们家，第一次看到她们在院子里玩耍时，我在她们身上看到了一些与其他孩子不同的东西。尽管我是个陌生人，我还是被邀请去了家里。她们在火上烤土豆——这是她们生活里仅有的食物。她们做饭的景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这让我想要记录三姊妹的生活，所以我拍了这部电影。

她们的父亲最终回到了村子里，然后带着珍珍和粉粉回到了他工作的小镇，只留下了英英。一开始，没有人陪英英玩，后来她最终找到了两个和她相处得很好的兄弟，尤其是年长的那个。他们会进山，一起玩耍，放羊，捡羊粪来烧。他们很自由，生活非常简单天真，甚至有一种朴实的浪漫感。这两个男孩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但我最想在电影里记录的还是三个女孩的生活，所以没有给他们太多时间。

《三姊妹》

两个男孩的妈妈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，他们的父亲在其他地方工作。父亲后来回来了，带着他们一起生活。2012年12月，我在中国南方的云南省拍摄，为了看望他们，我特意路过他们家。我为他们感到难过，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真的非常艰苦。当我走进他们的房子时，我看到他们三个人都睡在一张小床上，只比我现在坐的桌子稍微大一点。我实在无法理解。

那张小床是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东西。我们没有太多的拍摄资金或时间去拍他们的家人，所以我想我会拍一部装置影像，而不是一部电影。当我决定要拍《父与子》时，我想，「好吧，我要拍这个父亲、他的两个儿子还有他们的小床。」这就够了。最初，它只打算作为装置影像在巴黎的蓬皮杜中心放映，但在那里展出后，几个电影节也邀请它作为电影来放映。

《父与子》

问：《疯爱》的拍摄是怎么与《三姊妹》以及《父与子》联系在一起的？

王兵：我其实从2002年就开始筹备拍《疯爱》了，当时我还在剪《铁西区》。

《疯爱》

我去了北京郊区的一家精神病院。我到那儿的时候，刮着很大的风，所有的门都被吹开了，但我没有看到任何人，四周只有很多落叶。我就在精神病院外边走着，直到来到一栋房子外面，我可以听到一些声音。我走了进去，透过玻璃门向里面看。天很黑，但我可以看见里面那些瘦弱的病人。

我悄悄地推开了门，值班护士以为我是其中某位病人的家属，但我说我只是来转转，问她能不能进去看看。她觉得我没有恶意，就让我进去了。

我和那些病人聊了一会儿，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很瘦，而且很老。我得知他们在60、70年代被安置在这里。他们的户籍已经转到了医院，这意味着他们被正式登记为住在那里，因此不能搬家。

他们也许患有精神疾病，但他们仍然表现得像正常人一样，他们真的很想和我联系，和我说话。后来我经常去那家医院，问院长是否可以在那里拍一部纪录片。一直到2009年，他们都拒绝了我，于是我放弃了这个计划。

《疯爱》

然后在2012年初，当我在云南拍摄《三姊妹》时，那里一家精神病院的院长告诉我，我可以在他们大楼里拍摄。我以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机会，但我们刚刚拍完《三姊妹》，我没有预算了。

我问一些以前和我合作过的制片人，他们能不能找到钱来资助一个新项目，他们也都拒绝了，除了一个日本制片人给了我两万美元。2013年1月，我回到云南拍摄《疯爱》。

在拍摄上，云南的医院工作人员给了我很大的自由度，但我总感觉不太好，怀疑自己能不能做到。如果你在一个地方拍摄而对它一无所知，那么你的电影很容易变得非常糟糕。此外，我们只有三周的时间在那里拍摄，在我看来，时间肯定不够。所以每天我们从早上七八点一直工作到午夜或凌晨一点。没有时间休息或做任何其他事情。

《疯爱》

到第一周结束时，我已经很清楚我们应该如何制作这部电影。然而，到第三周结束时，我仍然觉得有些故事我们没有完全讲述。当我们的预算快用完时，我别无选择，只能回到北京。我在那里呆了一个月，最后回到医院又拍了一个星期，结束了这部电影的拍摄。

我想在拍摄和剪辑中强调我在与精神病患者共处时的疑问。他们是怎么得病的？精神病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？他们对此有什么的感受？你怎么能把一个人和他或她得的病分开呢？

精神病院的一个问题是，这些病人基本上是被社会和家人抛弃，没有人真正关心他们是否能从目前的状况中恢复过来。当然，在那家医院里，有些人看上去根本没病，但还是被关起来了。有些人在那里是因为他们有精神疾病，有些人则遇到了其他的事情。

病房里大多数的男人为了工作而从村庄搬到城市，在这个过程中精神崩溃了。大多数妇女都是在计划生育政策下生完孩子后被审判和拘留的。这些病人都有非常复杂的病史和经历，他们每天都生活在那里，被这个世界遗忘。

问：你如何看待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？

王兵：如今在中国的不同地方，家庭不像以前那么稳定了。这部分出于经济原因，现在破碎的家庭比过去多得多。许多人没有完整的家庭或固定的家。他们的生活比以前不稳定得多，变得更加漂泊不定。

很难说中国正在朝着哪个方向发展。不是我不想说，而是真的很难说。当然，我能表达的完全是我个人的意见。我认为中国现在变化不大，尤其是在政治上。世界上其他地区都发生了很多事，但对照同一时期的中国，我认为变化很小。

我认为，变革之所以发生得如此缓慢，是因为希望中国改变的人并不代表大多数人的想法。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，未来是他们自己的还是国家的，因为他们只是没有对这一点形成任何看法。一些处于社会上层的人早已有了答案，比如知识分子和一些商人，但像我拍摄的那些人都没什么想法——他们没有受过多少教育，没有钱，生活非常贫穷。所以我不认为这个国家会有太大的变化。

《三姊妹》

问：当你开始拍电影的时候，你心里会有一个目标吗？

王兵：不会。当我发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时，我只是去记录它。

我曾拍过很多同时制作、但没有完成的电影。

我之前遇到了一个女人，正在拍摄她。她旁边坐着另一个女人，我觉得后者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角色，甚至在我拍摄第一个女人的时候，我也感觉到故事逐渐向第二个女人发展。她的丈夫显然在殴打她，但她没有离开，即使她的家人也帮不了她。通过她的故事，你可以看到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人们面临的问题。婚姻和家庭生活中没有带给他们一丝安全感。他们看不到希望和方向，只是在忧虑中活着。

我认为像这两个女人的故事才是值得拍摄的好故事。拍摄对象的真实生活带来的就是真实的东西。我不喜欢过度设计或编造的故事，故事不应该被它发展的方式绑住。这是我拍电影的观念。

问：你只拍过一部剧情片，你觉得之后还会回归剧情片的创作吗？

王兵：我在拍制作剧情片时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我没有自由——从表达、预算等不同方面。我现在不能拍剧情片，也不想拍，所以我专注于拍纪录片，打发时间。